奥斯曼帝国：横跨六百年的帝王将相、外交、军事

为帕特里克·贝尔福的《奥斯曼帝国六百年》这样一部倾向于通俗性的通史作品写评论，不免有些困难，因为不易找到切入点。这类作品往往跨度很大，虽然涉及的只是一个帝国，但奥斯曼帝国毕竟是一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朝代，其在时间跨度、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成份的多样性方面，远远超过了秦统一以来的任何一个中国王朝。

一位德国裔的奥斯曼史家曾说过，大部分关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单卷本通史作品，都是由非该领域的专家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我想，很多领域可能都是这样。因为，对那些专业的史家来说，他们可能赞成如下这样一种观点：

“在今天西方，写通史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根本是教科书。一般专家不大愿意写教科书，这是服务性质，而且你不可能在研究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专家，要了解其他专家的意见。一般写通史几年后就要修改了，知识进步了，又要重新来过，写得再好，没有超过十年二十年的。总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视。在西方写通史的动机大概有两个：第一，写得好的话，市场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税，就发大财了，还可以设立基金会。第二，能综合一切历史知识写出一部大多数人接受的长篇叙事，这也是一种创造，给人满足。但一般而言，写通史不算原创性的贡献。”

（《余英时为什么不写通史？》）

的确，写通史要去消化别人的作品，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再者，需要用自己的语言去组织，当然，最好是能够引人入胜，还要卖得好，这是很不容易的，难怪有人认为得不偿失。

当然，通史不一定就是通俗作品，比如《剑桥中国史》《剑桥土耳其史》是很有学术分量的专题类、多人合作完成的大部头通史。六卷本的《哈佛中国史》则不同，每卷由一人独立完成，主题鲜明，各有所长，读起来也不枯燥，据说中文版卖得也很好。这类书即使对专业学者来说，看看也有收获。尽管有专业史家认为写通史得不偿失，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这类书又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即使仅仅出于公益之心或知识人的责任感，专业史家写本领域的通史，还是值得鼓励的。

撰文 | 昝涛

（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 土耳其帝国的兴衰》，作者：（英）帕特里克·贝尔福，

译者：栾力夫，版本：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2018年10月

1 通俗，但部头并不小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有几大特点：首先，作者相对比较专业。帕特里克·贝尔福（1904-1976年）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更多以“Lord Kinross”而闻名。他算不上是一个专业的奥斯曼-土耳其史家，但他的确是重要的历史作家，尤其是在中东领域，他写过多本著作，他关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传记，在土耳其也很畅销。这本《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是在他去世一年后（1977年）才出版的。《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中文版有近800页，带有很典型的讲故事式的叙事风格，细节多，语言生动，关键地方常有点睛之笔。

其次，本书比较适合一般读者。要想一般性地了解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阅读《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应该是很好的体验。书里面涉及600多年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重要史实，尤其是从政治、军事和外交史的角度来说，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比如，奥斯曼人的崛起、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围攻维也纳、争夺地中海、俄土战争、拿破仑入侵埃及、大国外交、克里米亚战争、穆罕默德·阿里的挑战、19世纪的改革、青年土耳其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等，都有涉及，往往讲得很详细。

再次，从资料来看，作者尽可能利用了一些西方人的早期记载，还有一些是史学家的著作。从阅读的体会来说，这本书应该会让一般读者感到亲切。比如，里面有很多轶事。有些是取材自爱德华·吉本

（Edward Gibbon，1737─1794）

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尤其是关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他主要参考了吉本。关于近代部分，贝尔福更多地是得益于中东研究大家伯纳德·刘易斯

（Bernard Lewis）

的名著《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当然，这也使其不可避免地戴上了刘易斯的眼镜

（大略地说，刘易斯在土耳其研究领域的地位，大概可以堪比费正清在美国汉学的地位，作为现代化范式的代表，刘易斯如今常被当成过时或错误范式的代表）

。

1919年5月25日，伊斯坦布尔。照片中为土耳其人抗议巴黎和会、反入侵、呼吁维持国家统一的集会。

最后，贝尔福对内容的突出和剪裁体现了他的欧洲中心主义。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俄国和东欧巴尔干地区的关系，在书中占据了最大的篇幅，但其与伊朗、阿拉伯地区的关系，则基本上从略处理。近代以来的部分，英国在伊斯坦布尔的影响，英国与俄国的关系，也给予了较大的比重。西方人写的奥斯曼帝国史，当然会在与欧洲有关系的部分产生最为丰富的成果，一来他们相对更熟悉资料，二来奥斯曼帝国崩溃以后，从后帝国时代的非奥斯曼、非土耳其、非伊斯兰角度来书写历史，也符合欧洲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精神状况。关于1517年征服阿拉伯，贝尔福竟然只用了不到两页的篇幅，考虑到征服阿拉伯不仅大大地扩张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且对后面数百年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意义重大，这种剪裁有点儿让人感觉匪夷所思，而他写对罗德岛的征服时，却用了三页多的篇幅。

英文原版（版本：Morrow Quill 1977）封面

此外，尽管是一部通俗性作品，但《奥斯曼帝国六百年》的部头并不小，对一般的读者来说，通读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涉及的时代和主题既多又杂，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呢？其实，可以先读“序幕”和“后记”，后记部分是作者对整部书的提纲挈领式的总结，也是按照时间顺序讲的，有助于把握奥斯曼帝国史的基本线索与特点。不过，整本书一共七个部分、四十章的内容，除了七个部分各有小标题之外

（“帝国的黎明”、“新拜占庭”、“帝国之巅”、“衰败之种”、“死敌俄罗斯”、“改革的时代”、“末代苏丹”）

，其他四十个章节竟然都没有小标题，这对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说不太好。

2 传统史学与帝国“衰落论”

作为出版于1977年的通史作品，它反映的必然是到那时为止人们对奥斯曼史的主要认识以及时代特征。而如今，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领域当然发生了不少变化。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比较难以满足现在的人们对新知的需求，它关注的基本上是帝王将相、大国外交、地缘政治等宏大主题，除了第8章简单地介绍了奥斯曼帝国的制度特征，该书对社会生活、女性、艺术、地方状况等等鲜有涉及。比较而言，笔者不久前介绍过日本学者林佳世子的《奥斯曼帝国500年的和平》一书，这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新的史学潮流，比如环境史、全球史、女性史、艺术史、经济史、地方史等方面的进展。另外，林佳世子的书也大大压缩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史的内容，对这些基本上只是概述，细节很少，若非要讲，也会换个角度，比如，更多关注叙事视角的多重转换，提供很多鲜活的史料，用材料说话，很是生动。

其实，关注帝王将相、外交、军事等内容，是传统史学的普遍特点。欧洲人关注和研究奥斯曼帝国是很早的，毕竟奥斯曼人给欧洲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欧洲，至迟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研究和书写了。当然，政治史是他们最先关注的话题，欧洲人最想搞清楚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和政治管理体制。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作者帕特里克·贝尔福早年照片

笔者并不认为所谓传统政治史的史学叙事已经过时，后世新史学的发展，并不能轻易就取消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地位。虽然，现在也可以有历史研究者不用懂政治-军事的历史，甚至连帝王将相的名字都不用搞清楚。但对一部通史来说，离开传统政治、军事史的内容，也是不可思议的。不同时代的史学范式，不一定就是互斥的，即便是在旧的政治和军事史料中，除了对于确切年份的考据、成败得失的计算，也可以发现新的内容，有时候，提问方式的改变，也会使旧材料变得鲜活。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说，将政治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应该是发展的方向。

传统奥斯曼史学过于关注军事，也造成了一种历史的偏见，一是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力量只是靠着靠武力征服；二是很早就出现了所谓的奥斯曼帝国“衰落论”，即认为，在16世纪晚期以后，奥斯曼的军事扩张达到顶峰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衰落

（decline）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一书就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衰落论”的影响，它的第四部分就叫“衰败之种”，我们不妨具体来看。

作者说，16世纪的苏雷曼大帝代表着奥斯曼帝国的顶峰，但这也是分水岭。虽然之后有过短暂复苏的曙光，但奥斯曼帝国整体上一直处于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

“就在他伟大的成就之中，暗藏着终将带来衰败的祸根。继承他衣钵的后代都将是远逊于他的人——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立法者，亦非政治家。奥斯曼帝国的巅峰突然成了一座分水岭，一座山峰的顶点，整个帝国的命运缓慢而不可避免地沿着山坡下滑，进入衰败的深远，并走向最终的消亡。”

“索科卢的遇刺身亡拉开了奥斯曼帝国长期衰落的大幕。”“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很快就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这种衰落直接体现在苏丹权威的下降和政府机构的弱化上。”随着军事扩张到了极限，苏丹也日益无能，行政经验和军事经验丧失，沉迷于后宫，而西方的工业和经济实力迅速上升，军事技术不断进步，奥斯曼人跟不上，就只能转为守势。“从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初，在欧洲进行领土扩张就一直是这个国家运转的主要动力，而现在，奥斯曼帝国已经既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去支撑进一步的领土征服了，而这也是导致其衰落的部分原因。”“从此以后，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的关系中主要凭借的就不再是武力，而是外交手段了。

曾几何时，凭借着宗教上的冲动和战场上的勇气，新月还可以梦想彻底击垮十字架；而随着最后一名圣战士马德·阿里在彼得罗瓦拉丁被熟稔现代世俗战争技巧和科学的欧根亲王击败，那样令人骄傲的日子便一去不返了。从此以后，奥斯曼人意识到，他们在欧洲事务中实际上只能处于守势，而且要依赖盟友的帮助。”“它不再是一个扩张中的国家，而成了一个收缩中的国家。”

在奥斯曼人人口增加的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失业，骑兵失去土地，沦为作乱分子，地方豪强发展，农民流离失所。中央出现了过去一直可以避免的世袭特权，腐败丛生，禁卫军衰落。17世纪末以后，又遭遇了一系列的军事失败，尤其是面对俄国崛起。18世纪以后，衰败依然在延续，到19世纪进入改革时代，然后是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灭亡，土耳其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真正合格的继承人。

以上就是一般“衰落论”的叙事逻辑。

电视剧《帝国的崛起：奥斯曼》（ Ottoman Rising Season 2020）剧照。

另外，我们也需要虑及，不只是西方人持奥斯曼帝国“衰落论”，土耳其人自共和国建立以来也有这种宏大叙事，如果我们看1930年代土耳其的历史书写，就容易看清，在一个新的共和国里，当时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在1930年的《土耳其历史纲要》中奥斯曼帝国这部分的标题分别是：奥斯曼帝国的形成

（Osmanlı İmparatorluğunun teşekkülü

），然后就是三个分期——停滞、衰退、崩溃

（ tevakkuf devri, ricat devri, inhilal devri）

。

1931年的高中历史教科书《Tarih》第三卷是《近代奥斯曼-土耳其史》，执笔者是两个当时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玉素甫·阿克楚拉

（Yusuf Akçura）

与伊斯玛仪·哈克·乌峥查尔舍勒

（İsmail Hakkı Uzunçarşılı，1888-1977）

，主要分为如下5章：1、奥斯曼国家的形成

（pp. 1-31）

；2、奥斯曼帝国

（pp. 32-70）

；3、至16世纪末的欧洲（pp. 71-113）；4、帝国的衰退

（pp. 114-187）

；5、帝国的崩解与灭亡

（pp. 188-310）

。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最早应该是奥斯曼帝国自己的编史者的论调，这种论调实际上往往是奥斯曼文人出于批判现世政治的需要，或只是发发个人的牢骚。而西方人可能还部分地受到爱德华·吉本讨论罗马帝国衰亡的影响

（但有意思的是，吉本的写作过程几乎又与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的历史进程重合）

。随着西方在近代的“崛起”，西方人把奥斯曼衰落史作为西方近代史的陪衬，把持续衰落的奥斯曼/伊斯兰与充满活力的、不断进步的西方进行对比。

毕竟，奥斯曼-土耳其人长期是欧洲国家的强大对手，只有把土耳其人打下去，欧洲人的压力才能得到释放。早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中，欧洲联军取得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让一直被奥斯曼人压着的欧洲人感到极为高兴，提振了士气。正是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一种“欧洲意识”开始出现了。后来，在现代化范式下，这种叙事得以提升和强化，一般认为，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伯纳德·刘易斯。土耳其共和国讲帝国衰落，主要地也是受到了西方史观的影响。通史性的历史叙述，一旦简洁明了，往往就是受到某种强势史观支配之结果。

3 新史学打破奥斯曼帝国“衰落论”

近几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开始在奥斯曼史学领域造成一种新的共识，也就是，大多数专业史家已经拒斥和不再使用“衰落论”作为叙事框架了。“衰落论”遭到大多数人的批判，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了目的论的、单向度的、东方主义的“迷思”。

新的分期方法出现了，比如，Suraiya Faroqhi把奥斯曼帝国史划分为建立期

（“stage of foundation”，直到1453年）

，然后是扩张期

（“expansion”，1453–1575）

，再就是危机与稳定期

（“crisis and stabilizations”，1575–1768）

, 然后是新的危机

（“new crisis”，1768–1830）

，最后是收缩期

（“contraction”，1830–1918）

。一般认为，新的分期方式反映了奥斯曼帝国史研究的新趋势，即社会史、科技史、经济史、文化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制约并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的解释框架。

有一些具体研究反驳了“衰落论”。从1970年代末开始，学者们日益发现衰落论造成了很多问题，尤其是把奥斯曼帝国的历史简化为崛起与衰落的简单框架，而对衰落的关注，使人们高估了奥斯曼的问题、低估了其力量，包括苏雷曼大帝之后仍然有很多有能力的苏丹，这本身也是一个史实，以往把女性主政较多的17和18世纪视为衰落的表现，而新的研究则意识到女性的统治和管理有其成功之处；这一时期官僚制也在发展；地方实力派的出现不再被简单视为衰落的表现，而被重新解释为一种有效的政府管理模式，更多关注的是从奥斯曼帝国视角看其管理模式的有效性，而不是单纯地从中央集权出发。

关于奥斯曼禁卫军的腐败衰落，学者们发现，他们很早就参与经济活动，但军事力量没有立即受到很大的影响，而是还在不断地取得军事胜利，技术上的改进也非常及时，他们只是在很晚才落后于欧洲，帝玛尔制度的衰落是因为新军事技术使得传统骑兵优势不再，包税制实施了一个世纪，对于解决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危机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经济史的研究不仅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发现了它们之间长期面临相似的问题，比如17世纪的普遍性经济危机，还发现，奥斯曼帝国直到18世纪上半期还经历了显著的增长，新航路的开辟也并没有对奥斯曼帝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直到18世纪早期，传统贸易路线的贸易额依然高于新路线，也门的咖啡贸易也部分地弥补了奥斯曼人的损失。比较史学的发展，也使得对奥斯曼历史的研究和解释更趋于理性、平和。

纪录片《奥斯曼帝国：欧洲的伊斯兰王室》（The Ottomans: Europe's Muslim Emperors 2013）画面。

另一方面，奥斯曼史叙事和研究范式的变化，其实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整体变化的一部分。新马克思主义、后语言转向的社会科学、后殖民批评等提出了新的路径，尤其�萨义德��的《东方学》影响甚大。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对西方话语霸权、史学阐释的现代主义图式的批判，以及历史研究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地方史转向，传统的政治史被边缘化了，沦为新研究范式的背景。

新史学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尤其是给予普通人以声音，这自然需要基于对文化、日常生活和世界观的微观研究，这种研究当然会呈现帝国的多元性，而不是政治史通常给我们梳理出的那种印象。更不用说，在全球史的意义上，贸易和商业的网络往往还是跨越政治边界的，那种把奥斯曼帝国客体化为欧洲/西方的对立面的政治史观和文明史观，自然会受到各种来自底层、边缘、网络研究和比较研究视角的挑战。结果就是历史的研究和解释日益碎片化了。

4 专业史与通史的平衡之难

贝尔福在多方面已尽力做到了较好的平衡。比如对于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论述，以往的尤其是以维特克为代表的“圣战征服论”是很典型的，尽管贝尔福受益于保罗·维特克的研究，但他已经将奥斯曼人视为地中海和东欧历史的一部分。16世纪以后的奥斯曼编史家们，通常是要把早期奥斯曼人与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势力的合作与融合抹杀掉，为的是勾画出一个自足的圣战者形象，并且使用更多的宗教话语来重新包装奥斯曼人崛起的历史，而早期欧洲的历史学家们也同样是在一个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中看待这个帝国的。

贝尔福强调了奥斯曼人身边的希腊人，以及奥斯曼人并不是宗教狂热者，不强迫他人皈依，奥斯曼人与当地人容易和平相处，常见通婚和民族融合，等等。作者认为，土耳其人的使命是“继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这一点也是很好的观察。他还强调了奥斯曼人进入欧洲是“被邀请来的”，提�巴尔干��农民欢迎奥斯曼人，因为奥斯曼人给巴尔干农民带来了好处，包括法律和秩序的重建，等等，这些叙述也是将奥斯曼人视为了历史的主体。

不管怎样，为一个时空范围如此巨大的奥斯曼帝国写一个单卷本的通史，确属不易。毕竟，奥斯曼帝国更具多元性，还曾经是欧洲的一部分，后来又彻底崩溃了。换了谁都难以平衡。我们当然更期待将传统政治史和新文化史、社会史、地方史、全球史进行整合，写出更具说服力的新历史。但这越来越难，由于专题史的研究越来越细化、碎片化，对于通史写作而言，要求也自然就更高、难度也就更大了。即便是芬克尔的《奥斯曼的梦》，这是一个专业史家写的大部头通史，也有条件吸收新的成果，但仍难以平衡各方。

作者 | 昝涛；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危卓